ERAF是房颤消融术后的常见现象，其影响因素较多。在射频消融领域，ERAF与房颤消融术后复发间的关系已有较多研究，但对于冷冻球囊消融来说，ERAF与远期房颤复发间的关系仍缺乏足够研究。 本次介绍的文献是一项较大样本量的多中心观察性研究。该研究发现，ERAF与冷冻球囊消融术后的房颤复发相关，无论患者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持续性房颤。且术后1个月至3个月期间出现的ERAF与房颤远期复发有较强的相关性。目前的主流观点并不认为在3个月观察期内发生的ERAF意味着房颤消融的失败，但也有一部分研究对于“观察期”的定义提出质疑。总体而言，房颤术后ERAF的发生机制较为复杂，并不能够一概而论。该研究得出的结论固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由于缺乏严谨的研究设计，因此无法直接套用至临床工作中。但对于冷冻球囊消融来说，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临床工作中我们有必要注意观察和重视冷冻消融后的ERAF问题。
阅读更多在房颤导管消融治疗中，在PVI基础上，辅助消融的靶点包括左房低压区（LVA）基质改良和左后壁隔离（PWI）。在针对LA-LVA导管消融术中，在没有LVA的情况下，消融通常只针对肺静脉隔离（PVI），而无需其他辅助消融。然而，无LVA的LA可能存在电重构。本研究将无LA-LVA的持续性房颤患者随机分为EP指导组和对照组。在EP指导组，EP检查阳性的患者进行辅助性PWI，而EP检查阴性的患者则不进行。研究发现EP指导组的复发率显著降低，无AT/AF存活率更高。在EP试验阳性组和EP试验阴性亚组之间，AT/AF复发率无显著差异。在EP检查指导（EP试验阳性）组，PWI与EP试验阳性亚组的较低AF/AT复发率相关。该研究表明EP检查指导的辅助PWI治疗无LA-LVA的持续性房颤患者可减少AF/AT复发，从而优化了无LA-LVA持续性房颤的消融策略。
阅读更多本研究纳入了来自美国及新西兰近24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的人群。所有LVEF以5%的间隔分层，并对全因死亡进行随访。结果发现LVEF在60%-65%之间的患者全因死亡率最低，而LVEF低于或者高于此范围死亡风险均增高。尤其是LVEF＞70%和LVEF为35%-40%的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了70%以上，这不能完全由心率、血压、左室容积、室壁厚度、二尖瓣返流、贫血或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差异来解释。在心力衰竭患者中，死亡风险和LVEF之间存在相似的U型关系，这表明将所有LVEF保留的心衰患者归入一组可能是不合适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项研究表明，当LVEF＞65%时，死亡风险会增加。该研究的大样本量和单独的验证队列也显著增加了结果的可靠性。该研究也存在几个显著的局限性。1.大部分患者的LVEF是目测的，只有7%的患者的LVEF通过Simpson法进行检测。当然，这也更贴近真实世界的临床情况。因为该研究纳入的患者大多具有需要超声心动图评估LVEF的基础疾病。尽管作者试图纠正各种潜在的混杂因素，如心率、血压、贫血和甲状腺疾病，但临床细节有限，如冠心病的程度、血运重建状况和高血压控制的有效性，这些都可能影响LVEF的评估。因此，住院患者LVEF风险比显著高于门诊患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阅读更多对于左心功能不全的CAD患者，当前指南建议进行心肌血运重建。本研究通过对多支血管病变的患者进行功能性重新分类，提供了有关临床获益的其它数据。通过正确识别能够诱发可逆性缺血的狭窄，FFR能够区分从外科血管重建术中获益的患者，同时安全地将其它患者推迟到侵入性较小且积极的治疗中，从而预防或减少与手术相关的不必要风险。 因此，除了临床判断外，FFR可能代表正确治疗分配的重要风险分层工具。但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受其回顾性设计的限制。 尽管研究者尝试通过倾向匹配来减少偏差，但是仍不能排除来自患者和术者的潜在混杂因素。 包括患者的虚弱度，血管扭曲和钙化，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负担（例如SYNTAX评分），血管或外科手术入路问题以及慢性肾脏疾病在内的因素等。尽管大多数患者被诊断出患有缺血性心肌病，但研究者不能排除同时合并存在扩张型或肥厚型心肌病，淀粉样变性，肺动脉高压或其它疾病等可能导致LVEF降低的主要原因。住院患者PCI时由不了解研究设计和结果的主治医生进行了定量冠状动脉造影（QCA）分析。在所有患者中，通过肉眼判断来评估冠脉直径狭窄。但是，在没有核心实验室的情况下，肉眼判断在预测生理学时已显示出优于QCA。总之，与血管造影术指导策略相比，LVEF降低的CAD患者，在5年的随访中，FFR指导的血运重建策略与较低的病死率和MACCE相关。 这些益处也在推迟接受PCI或药物治疗而不是CABG患者中观察到了。 未来的前瞻性研究对于确认这些发现非常必要，从而阐明LVEF降低的患者的生理学评估的重要性。
阅读更多尽管LAAC是房颤卒中预防领域革命性的举措，但由于现有的各种术后抗栓方案异质性较大、以及完全内皮化之前DRT形成不可避免，因此术后随访期间的TEE随访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但是，TEE检查毕竟相当于一次普通胃镜的操作、目前国内绝大多数中心又无麻醉的配合，导致患者的体验感往往非常差。而且，少数情况下还有食道破裂、纵隔脓肿等严重并发症等的报道。因此，尽量优化LAAC术后的TEE随访次数及时机也是必须研究的课题。本期之江心学引用的这篇文献提出了LAAC术后4个月内是栓塞事件的低发期，因此可以延迟首次TEE的时机。正如量子力学领域著名的“薛定谔之猫”理论，如果知道一定时间内猫不会死，就无需去查看。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结果提示大部分的DRT（82.8%）不造成缺血性脑卒中事件，说明LAAC对于改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预后仍瑕不掩瑜。
阅读更多年轻人的心原性猝死许多是存在遗传性因素的，比如长QT间期综合征、肥厚性心肌病等。很多人会想当然的认为心原性猝死容易在运动时多发，但该研究却发现，轻微运动时发生心原性猝死的可能性更大。在不同年龄的人群中，RSCA的主要病因分布也不一样，年轻人长QT间期综合征是主要因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肥厚性心肌病逐渐增多，这可能和肥厚性心肌病的发展需要足够长的时间相关。当然本研究是基于可心肺复苏的人群，对于未抢救成功的心原性猝死人群并无参考价值，无法代表全部心原性猝死人群的疾病分布情况，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阅读更多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能够明显改善心脏收缩功能，改善患者预后。因此有些专家认为，在植入CRT时是否带有除颤功能值得商榷。本研究通过回顾性研究分析来试图明确这个问题，经过统计学校正分析，发现总体来说CRTD植入患者的死亡率低于CRTP，尤其是缺血性心肌病患者，这种优势更加明显。缺血性心肌病患者除了低EF外，严重的心肌缺血本身就容易导致室颤的发生，因此带有除颤功能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75岁以上的非缺血性心肌病患者来说，这种优势不明显，因此可以根据经济条件选择CRTP。当然，本研究是基于回顾性分析，说服力尚存在问题，希望后续前瞻性研究能尽快开展。
阅读更多本研究共纳入187例COVID-19患者，27.8%的患者有心肌损伤，导致心功能障碍和心律失常。心肌损伤与COVID-19的死亡结局有显著相关性，而有潜在CVD但无心肌损伤的患者预后相对较好。这意味着根据潜在心血管疾病的存在和心肌损伤的证据对COVID-19患者进行分诊是合理的，对有心肌损伤患者可以采取优先和更积极的治疗策略。然而，该研究只纳入了有限的确诊的COVID-19患者，需要一个更大的队列研究来验证本研究中的结论。另外，由于隔离病房的条件有限，COVID-19流行性高，时间紧迫，该回顾性研究中关于心血管并发症和炎症一些其他具体信息,如超声心动图和白介素6等并没有呈现。本研究的数据可以对COVID-19患者的临床病程和预后进行初步评估。但COVID-19患者的死亡原因大多涉及多脏器功能障碍，个别病例很难将心肌损伤作为主要直接原因。因此针对COVID-19患者心肌损伤对死亡结局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长期观察和前瞻性研究设计。
阅读更多心房肌纤维化是维持心房颤动的关键。肺静脉电隔离基础上附加消融CMR检测的心房纤维化的疗效从未被评估过。在这项纳入轻中度心房纤维化的房颤患者的随机研究中，在12个月的随访中，PVI附加靶向CMR指导的心房纤维化的消融方法在预防房颤复发方面并不优于单纯PVI。较低的心房纤维化负荷和低比例的非肺静脉心房纤维化可能是导致该消融策略缺乏有效性的原因。需要进一步的随机试验来评估靶向CMR指导的纤维化基质改良在更更晚期结构重构房颤患者的疗效。
阅读更多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人群局限为白种人；此外研究人员是通过处方记录来推断ACEI/ARB的使用；且实验数据未记录停用ACEI/ARB的依据如高钾等，导致两组之间健康状况可能存在差异；另外许多停止治疗的患者实际上可能在随访期间已经重新开始治疗。针对该类患者，临床上应密切关注ACEI/ARB使用的时机、剂量，监测及随访肾功能变化，积极寻找肾功能恶化病因，根据患者个体化情况，谨慎选择停用及重新启用ACEI/ARB的时机。目前有关ACEI/ARB是否在CKD4-5期中继续使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临床高钾血症的发生，目前随着降钾新药环硅酸锆钠的出现，将为ACEI/ARB在晚期肾脏病中的使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ACEI/ARB在CKD4-5期将开始进入“走心”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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