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proBNP的新舞台——ICD之1.5级预防

ICD的一级预防适应证至今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单纯根据NYHA分级以及LVEF值进行评估在临床上确实存在“扩大化”的现象,为进一步从这部分患者中甄别出更高危的患者——是谓“1.5级预防”,向来引起热议。因此,如何能从各种纷繁的临床数据中遴选出一项能真正代表一级预防高危人群的参数,则其指导意义显著。本期之江心学引述的这项研究以目前心衰领域的明星角色——NT-proBNP为切入点,并根据其水平做分层关联分析,结果很好地显示了高NT-proBNP水平与高ICD治疗事件的相关性。相信随着类似临床研究的逐步开展,ICD的1.5级预防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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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AIDs增加心梗后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和出血风险

既往评价NSAIDs在心血管疾病人群的安全性数据主要来源于西方人群,这是首个评估亚洲地区心梗后患者使用NSAIDs安全性的大型临床研究。由于心梗后患者的出血风险存在种族差异,因此探索NSAIDs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安全性至关重要。该研究证实了在亚洲地区的心梗后患者使用NSAIDs可显著增加心血管事件和出血的风险,在无法避免使用NSAIDs的情况下,应首先考虑使用塞来昔布和美洛昔康作为替代选择。NSAIDs引起的心血管事件的病理生理机制主要是COX同工酶抑制前列环素的合成,促使内皮细胞表面的促血栓-抗血栓平衡被打破。从药效学的角度来看,塞来昔布和美洛昔康对COX-2的选择性高于对COX-1的抑制。不同NSAIDs对COX同工酶的选择性不同可能是选择性COX-2抑制剂(包括塞来昔布和美洛昔康)具有相对安全性的潜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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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raClip手术后导致医源性房间隔缺损

经导管房间隔穿刺是目前左心心律失常消融,左心耳封堵,二尖瓣球囊扩张等介入手术的常规手术径路,目前的临床资料未显示穿刺引起的医源性房间隔缺损(IASD)会引起严重的血流动力学改变或者因房间隔分流导致的不良事件。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术(MitraClip)是一项已被证实有效且正被不断推广的用于治疗外科手术高危的严重二尖瓣关闭不全(MR)微创技术,但该手术的房间隔输送鞘尺寸较大,术后IASD是否会引起临床不良事件被临床关注。近期发表在JACC Cardiovascular Interventions上一项研究首次大样本的探讨了MitraClip手术后通过IASD右向左(R-L)分流的发生率、特征、血液动力学和临床意义。研究结果表明,MitraClip手术的患者中,5%出现通过IASD的R-L分流,其中1/3的R-L分流患者出现了急性缺氧;R-L分流组的MACE累积率明显高于L-R分流组;右房压力升高合并肺动脉高压,以及放置MitraClip后左房压力明显下降能预测导管拔除后R-L分流的发生。出现具有临床意义的右向左(R-L)分流的原因作者认为与较大的房间隔输送鞘、患者基础存在显著的三尖瓣关闭不全或肺动脉高压、及二尖瓣修复后左房压降低有关。该项研究对已经开展或计划开展MitraClip手术的机构提供了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的结果,对于基线存在有显著的三尖瓣关闭不全或肺动脉高压的病例在经导管二尖瓣修复后要警惕出现显著R-L分流,如出现明显缺氧进行房间隔封堵或者三尖瓣返流干预(如行三尖瓣经导管修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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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一级预防再评估

在LVEF小于或等于35%,窄QRS波,采用药物治疗的中低死亡危险的典型欧洲ICM和DCM患者中,初级预防性ICD治疗,调整后的生存获益为27%。在ICD组中,该益处的获得与SCD的减少和正确电击的百分率有关。 由于某些患者群体的ICD生存获益较少,例如老年患者或糖尿病患者,因此需要个体化的治疗策略。本研究证实了ICD一级预防能够降低总体死亡率。尚没有发现可能对此类疗法有害的亚组。尽管如此,针对ICD疗法的决策仍应针对具体情况,尤其是由于其有创性和潜在的并发症。因此,本研究结果支持患者需个体化治疗,必须在考虑个别情况和偏好时做出个体治疗决策。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 研究设计带来了非随机对照研究的局限性和可能的偏差,包括可能存在不同的无法衡量或不确定的混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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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pEF心衰患者如何进行康复训练?

该研究提示,在HFpEF心衰患者中,接受HIIT和MCT的患者均可改善峰值VO2,但均未达到与基于指南体力锻炼设定的最小2.5 mL/kg/min的临床差异,且两者之间的峰值VO2变化无明显差异。与基于指导方针的体力活动相比,该研究不支持HFpEF患者进行高强度间歇训练或中等持续训练。不同于前期小型单中心的研究结论(在HFpEF心衰患者中发现高强度间歇训练优于中等持续训练),考虑在于本研究中患者年龄相对年老且以肥胖女性为主,训练时间及周期较长等因素。该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缺乏训练时的心超数据、较长时间及周期的训练导致患者依从性下降,数据分析的多样性限制了对次要终点的可解释性。该研究指出HFpEF心衰患者可根据指南推荐的体育锻炼进行康复治疗,暂不需行HIIT和MCT的康复训练方式,但结论仍需进一步大型RCT验证,此外患者具体的康复训练方案还应根据自身体质、目标、偏好和能力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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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R指导ACS患者非罪犯血管血运重建:方法虽好,但不要过分依赖

对于“ACS患者中非罪犯血管通过FFR评估后无需进行即刻介入治疗组相较SAP患者无需介入治疗组MACE事件发生风险明显升高”这一结果,作者进行了原因分析,也提示我们需谨慎对待“FFR指导ACS患者非罪犯血管的重建”。相比较而言,“即刻实行介入治疗组中,ACS与SAP患者的MACE事件发生率并无统计学差异”似乎更值得探讨。因为根据现有的认识,是否处理非罪犯血管,可以理解为ACS急性期高炎症反应状态下与PCI相关的急性血栓事件风险和增加心肌再灌注所带来的获益这两者之间的博弈,而这一结果显然为后者增加了砝码。此外,由于炎症反应状态、血流动力学等方面的不同,是否需要一个不同的FFR值切点用于指导ACS患者非罪犯血管的处理,而不是沿用0.7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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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F对冷冻球囊消融后房颤远期复发的预测价值

ERAF是房颤消融术后的常见现象,其影响因素较多。在射频消融领域,ERAF与房颤消融术后复发间的关系已有较多研究,但对于冷冻球囊消融来说,ERAF与远期房颤复发间的关系仍缺乏足够研究。 本次介绍的文献是一项较大样本量的多中心观察性研究。该研究发现,ERAF与冷冻球囊消融术后的房颤复发相关,无论患者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持续性房颤。且术后1个月至3个月期间出现的ERAF与房颤远期复发有较强的相关性。目前的主流观点并不认为在3个月观察期内发生的ERAF意味着房颤消融的失败,但也有一部分研究对于“观察期”的定义提出质疑。总体而言,房颤术后ERAF的发生机制较为复杂,并不能够一概而论。该研究得出的结论固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由于缺乏严谨的研究设计,因此无法直接套用至临床工作中。但对于冷冻球囊消融来说,该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在临床工作中我们有必要注意观察和重视冷冻消融后的ERAF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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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指导下左房后壁消融在不合并左房低电压持续性房颤中的作用

在房颤导管消融治疗中,在PVI基础上,辅助消融的靶点包括左房低压区(LVA)基质改良和左后壁隔离(PWI)。在针对LA-LVA导管消融术中,在没有LVA的情况下,消融通常只针对肺静脉隔离(PVI),而无需其他辅助消融。然而,无LVA的LA可能存在电重构。本研究将无LA-LVA的持续性房颤患者随机分为EP指导组和对照组。在EP指导组,EP检查阳性的患者进行辅助性PWI,而EP检查阴性的患者则不进行。研究发现EP指导组的复发率显著降低,无AT/AF存活率更高。在EP试验阳性组和EP试验阴性亚组之间,AT/AF复发率无显著差异。在EP检查指导(EP试验阳性)组,PWI与EP试验阳性亚组的较低AF/AT复发率相关。该研究表明EP检查指导的辅助PWI治疗无LA-LVA的持续性房颤患者可减少AF/AT复发,从而优化了无LA-LVA持续性房颤的消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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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值越高,预后越好?

本研究纳入了来自美国及新西兰近24万行超声心动图检查的人群。所有LVEF以5%的间隔分层,并对全因死亡进行随访。结果发现LVEF在60%-65%之间的患者全因死亡率最低,而LVEF低于或者高于此范围死亡风险均增高。尤其是LVEF>70%和LVEF为35%-40%的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了70%以上,这不能完全由心率、血压、左室容积、室壁厚度、二尖瓣返流、贫血或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差异来解释。在心力衰竭患者中,死亡风险和LVEF之间存在相似的U型关系,这表明将所有LVEF保留的心衰患者归入一组可能是不合适的。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项研究表明,当LVEF>65%时,死亡风险会增加。该研究的大样本量和单独的验证队列也显著增加了结果的可靠性。该研究也存在几个显著的局限性。1.大部分患者的LVEF是目测的,只有7%的患者的LVEF通过Simpson法进行检测。当然,这也更贴近真实世界的临床情况。因为该研究纳入的患者大多具有需要超声心动图评估LVEF的基础疾病。尽管作者试图纠正各种潜在的混杂因素,如心率、血压、贫血和甲状腺疾病,但临床细节有限,如冠心病的程度、血运重建状况和高血压控制的有效性,这些都可能影响LVEF的评估。因此,住院患者LVEF风险比显著高于门诊患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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